红花飘落影

好久没动笔了，人变得很懒散，懒散的犹如隔着窗帘射入房间的阳光，明亮却无半点炽热，房间里凉气很足，音乐也是舒缓的，还带着淡淡的愁绪，刚刚吃完午饭，正是头开始发晕的时刻。打开了一些网页，都是关于奥运的信息，对金牌我已经丧失了热度，有点像现在的状况，酒足饭饱了。平日里爱上的几个论坛，也没什么大的更新，一条条熟悉的帖子，变成了一张张熟悉的脸——打着瞌睡的脸。脑中半处于混沌形态，和小时候冬天在火桶上坐的太久后头脑发晕一样，正是这点让我突然想到了冬天，和冬天里幸福的暖色调。

这时一定要抵挡住床铺的诱惑，不然待会醒来，定然头痛的要死，就像学生时代某个死睡的周末的下午。这时也不能看书，书不过是种极其有效的催眠剂。貌似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一边从记忆中挖掘一些同样的记忆，然后用手记录下来（这恰巧是我现在做的），让身体保持运动，不要堕落到沉沉的睡眠之中。

若要说此前的这种经历，肯定是大学时代哈尔滨留下的最多，我现在每每反思大学岁月的所得所失时，总觉得一些美好的回忆是它留给我的唯一资产，这些回忆更多的是关于那个城市的景物的，与人无关。在那么冷的城市，温暖是个非常受人欢迎的物件，而且它并不吝啬，一直都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冬日里，外面白雪飘飞，纷纷扬扬，裹在厚厚的衣服之中，走在路灯下，昏黄的路灯，还有地面上反射着金色光芒的雪粒，都是暖色调的。回到宿舍后，暖气片散出的热气，暖洋洋的，脱去外套，站在窗前望着窗外突兀的黑树梢和漫天的雪片，那感觉是暖色调的。

春天里，几片勇敢的绿色从墙角和操场边冒了出来，在阳光下瑟瑟发抖，走在干净又干冷的路面上，看到它们，一种暖色调浮现了出来。再过些天，下了公交车，无论是沿着老的巴洛克式的欧式建筑往前左拐，步行到索非亚教堂面前，望了一眼不怕冷的鸽子们，又转向走到中央大街上，在这个城市最为有名的街道上慢慢踱步，迎面遇着和墙边绿草一般勇敢的穿着裙子的高挑身材的女孩，最后来到松花江边；或者另辟蹊径，穿过学校的后门，在新开张的家乐福对面坐上公交车，穿过街道横竖井然却又破败不堪的道外街区，又碾过几条废弃的铁轨，也会来到江边。无论是在车上，望着窗外的阳光跌落在不高的屋脊和路边高大却光秃的树枝之上，还是坐在江边的水泥台阶上望着江面上相互撞击的浮冰，一种暖色调悠然浮现在眼前。这个时候，只有感觉还在辛勤的劳作，它细心的感受着，并把这些感受加工成强烈的情感，强压到内心深处。别的器官，尤其是眼睛，总是眯成一条缝，昏沉欲睡。无论是窗外热屋里冷，还是屋里热窗外冷，这样的感觉都会时而存在。

一直说坚持不睡，至少把这篇文章写完再说，可还是不争气的睡着了，爬起来后又看了会电视，这会才想到这个还么完成。星期天的下午，好像对我来说一直都如此。前两天晚上表弟都在我这，他回家路过上海，我把床让给了他，自己睡了两晚的沙发，这会儿，他应该到家了。说到回家，我回到家的时候基本都是傍晚，在回家的路上，车子一路向太阳落山的方向行驶，夕阳贴近地面的地方就是家，那时候的心情极为愉悦，心中扬起了暖暖的感觉，大多时候，在回家的路上比回家后更兴奋。

现在外面的天空灰蒙蒙的，估计是看不到夕阳爬到十八层楼的窗台了。晚饭时间到了，最近停厨了，只有上外面随便解决下，找到一点暖色调的触动应该是不可能的，但兴许会遇到一个火热的色调呢，谁知道，反正希望是个好的东西。

昨天下午看了一些施蛰存的散文和杂文，有点“臭味相投”的气味，很是过瘾，最后又看了他的名作之一《梅雨之夕》：梅雨时节，暮雨黄昏；婉约少女，美丽邂逅。心理分析式的描写对比于一般此类题材的常态叙述，更显得真切异常。书中的地点：天潼路，苏州河畔，虹口邮电局，对我来说不能再熟悉了。于是我仿若亲历其中，平添了一份偶遇。

去年也是如此季节，下班后在外白渡桥畔，上海大厦的对面，浦江饭店的路侧，看到一个穿着白色裙子的美丽女孩立在雨中，纤纤素体，隐然若现，凝脂皓腕，柔摆招车。我当时也燃起了《梅雨之夕》中男主人公那般的情绪，只不过没有付诸行动，只是朝同事随口说了一句，然后一笑走之。

深深的弄堂，曼舞低颦的女子，纷纷的细雨，圆圆的油纸伞，这些往往是那些和文艺与浪漫沾上一点边的人儿对于上海的想象，我曾经也是这么想的，只不过想象终归想象，总是要回归现实的。凭心而论，我是非常的喜欢虹口和黄埔交界的这一片地区，苏州河上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桥，外滩边的欧式古典建筑还有隐匿其后的深深弄堂，上下班的时候，甚至上班期间我经常一个人穿行于这些安静的巷弄，常常幻想能遇见几个婉约清丽且可人的女子，两年多来，遇见婉约和清丽的，也遇见过可人的，但是从没三者集于一体的，也许这本来就是个相当奢侈，近似于无理取闹的要求吧。

其实话说回来，即使碰到这么个一个人，也就是碰到而已，美丽邂逅然后奇妙的后续，不过都是书呆子们幻想出来的供另一部分呆子意淫的故事罢了，《西厢记》（跟弄堂到是没多大关系的）就是此类的典型代表，意淫成优雅的文风、纯真的情感和浪漫的情节，便是一部经典了。其实作者比谁都清楚，这全是假的，另一方面，正是因为缺乏才会如此的体现在文学作品中并让人衷情不止，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概率，估计和一只猴子敲打出一部莎士比亚名著的机率相同，只是可怜那些把此当真的呆子们日后每每幻想如斯的情节。

如今的弄堂，胡同，绝对是个挺时髦的名词，仿佛和它沾上边的都变成了艺术和历史沧桑感，特别是对于我们此类没啥底蕴半桶水还要故作深沉的小资们，尤其如此。不好听和夸大的一个比喻是：婊子立了牌坊，也不能证明你的清白。就像脑满肥肠的人附庸风雅一样，附庸了那也不能证明你肥胖的就变成了学识和艺术。看不惯的不是弄堂和胡同它们本身，相反也会深深地沉溺其中，讨厌的是过分商业化的渲染，和不明事理不能真切理会的附庸。

不得不承认的是，“意淫”化（我很喜欢意淫这个词，它是对联想或者创造最本质的论述，这点上真要佩服下弗洛伊德，性的冲动的确是很多东西的本源，另一方面用这个偏于贬义的词汇又可以表达出一丝不满的情绪。）的创造和附庸风雅的确某种程度上塑造了一个城市或一种观念。被塑造成的东西又会反过来部分的作用于塑造它的主体，结果便是个无限循环。

我现在不大敢去颂扬某个东西，我怕自己会深深地误会了它，这其实是一种很强的痛苦，我曾经02年暑假的时候在上海呆了近一个月，住的是小阁楼，从此之后我从未觉得《花样年华》之类的有啥浪漫情调的，只不过用隔世观望的态度为本质的无聊空虚涂抹上一层虚幻的迷雾，手法和我们自己的自欺欺人的粉墨与吆喝无出二样。

毕业后，有不甚熟悉的朋友就居住在我曾以为烂漫满屋的福州路上的弄堂中，昏暗而杂乱的楼梯巷道，刺耳的孩童哭声，老阿婆们的喋喋不休，主妇们的埋怨，无不浸透着生活的艰辛与无奈。也曾在烈日下拿着相机闲逛于这些弄堂，烦躁和热气在这里氤氲一片，甚至树上的知了都懒得哼唧两句。这种景象也许很美，但是却离我们想象的那种美要很遥远。

很认真的搜索过关于上海和弄堂的历史，在客观的描述后，末段的部分总是要加上些感叹或美的感悟，这种显现把我想要表达的主旨清晰无疑的表达出来了一大部分，那些所谓的美只是后加的，并非天生的属性。而另一部分没表达的是：可以认为它是美，可别那么当真。

我尝试着去理解这个城市，消除时间限制的去理解，最终却有些无能为力，因为我是带着预设的目的去理解的，最后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到达这个目的。突然记起了去年五月份写的《四月》中的几句：

一批紧身短衫的工人正运送着大理石块，

一幢典雅的巴洛克建筑渐渐浮现，

一辆马车在前方泥泞的马路上小心前行。

更远些的地方，一个老妇人

提着一个破篮从下海庙中而出，心挂在

江中央一面泛黄的白帆之上。

而我正提着心爱的笔记本形色匆匆穿行于斑马线。

真实是什么？真实只是一遍又一遍的冷酷的存在而已，存在是四维的。而我们能做的只是，把四维的存在拆分为三维的空间和独立的时间，利用时间的刻度为它添上一抹又一抹的涂料，粉饰再粉饰。

这一切就像春末的残红，花残就是残了，我们却构造出残红的意境，让它在无奈之上平添一抹美。

4、作为个人的存在

这个命题实际隐含了一个前提：相对外部世界来说。个人的存在会涉及很多烦杂的基本问题，比如自由和生存的目的，自由这个命题容日后单列一项，生存的目的至少在这篇《偶像的黄昏还是黎明》中提不起我单独的兴趣，过掉。相对于第一个问题“存在”的纯思辨倾向而言，“作为个人的存在”想说明的是：在这个世界上我该如何生存。这里的“如何生存”所指向的并不是一种目的，如同奋斗目标的那种目的，而是一种维持存在脱离痛苦的手段。

古希腊时代的哲学家们在今天的眼光看来属于比较高尚的那类，他们关心更多的是宇宙和政治的问题，关于人类本身的境遇却是较少，雅典实行的是民主政治，哲学家们大都居住在雅典，而斯巴达则是贵族专政，但二者都是实行奴隶制。（说句题外话，近代社会何尝不是雅典和斯巴达的翻版，民主和专制相互争斗，只不过希腊变成了全球。）哲学家的崇高社会地位和奴隶制的并存也许造就了这一后果，对奴隶制的赞同本来就根本否定了人皆平等这一基本概念，另外加上自己高高在上的位置，自然导致了对一般个人苦难深刻关怀的缺失。

自由城邦时代以亚历山大的疯狂扩张而结束，B.C.323年亚历山大病死，继而进入了希腊化时代（又以托勒密王朝女王克里奥佩特拉B.C.31年的自杀而结束，之后是罗马时代），希腊化时代最大的特点是混乱和战争，亚历山大死后他庞大的帝国分崩离析，战乱不堪，民不聊生。这一时期有两个极其重要的哲学派别：伊壁鸠鲁派和斯多葛主义。

当政权落入异族之手，当不可能会实现自己的抱负，当人民深陷苦海之中时，希腊的哲学家们就自然而然地脱离了政治，而更加专心致意于个人德行的问题或者解脱问题了。他们不再问：人怎样才能够创造一个好国家？而是问：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人怎样才能够有德；或者，在一个受苦受难的世界里，人怎样才能够幸福？（后来诞生的基督教不过也是这种境况的延伸。）

公元前311年伊壁鸠鲁创立了他的学校。伊壁鸠鲁派的人的生活都是非常俭朴的，追寻的是“快乐”，正象他那时代所有的哲学（只有怀疑主义是部分的例外）一样，主要的是想要获得恬静。他认为快乐就是善，并且他以鲜明的一贯性坚持这种观点一直到底。他说：“快乐就是有福的生活的开端与归宿”。这里的“快乐”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有很大的享乐有很大的差别，他认为“德行”除非是指“追求快乐时的审慎权衡”，这种审慎权衡便是一种恬静。

他们追求的是静态的快乐，因为它没有掺杂别的东西，而且也不必依靠痛苦的存在作为对愿望的一种刺激。当身体处于平衡状态的时候，就没有痛苦；所以我们应该要求平衡，要求安宁的快乐而不要求激烈的欢乐。据此性爱是被反对的。

伊壁鸠鲁认为恐惧的两大根源就是宗教与怕死，而这两者又是相关联的，因为宗教鼓励了认为死者不幸的那种见解。所以他就追求一种可以证明神不能干预人事而灵魂又是随着身体而一片消灭的形而上学。超自然对自然过程的干预，在他看来乃是恐怖的一个来源，而灵魂不朽又是对希望能解脱于痛苦的一个致命伤。

这样一来，我们在这个痛苦的世界之中所能做的便是清心寡欲，追寻静态的快乐，同时不把希望寄托在来世。

斯多葛主义和伊壁鸠鲁主义起源于同时，但是它的学说却历史更长且变化更多。它的创始人是芝诺，芝诺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他的学说大体上是犬儒主义与赫拉克利特的结合品。芝诺对于形而上学的玄虚是没有耐心的。他所认为重要的只是德行；他之重视物理学与形而上学，也仅仅在于它们有助于德行。

在一个人的生命里，只有德行才是唯一的善；象健康、幸福、财产这些东西都是渺不足道的。既然德行在于意志，所以人生中一切真正好的和坏的东西就都仅仅取决于自己。他可以很穷，但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仍然可以是有德的。旁人只能有力量左右身外之物；而德行（唯有它才是真正的善）则完全靠个人自己。所以每一个人只要能把自己从世俗的欲望之中解脱出来，就有完全的自由。而残酷与不正义是为受难者提供了锻炼德行的最好的机会。

对于一个斯多葛主义者来说，德行的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某种行善的手段。在斯多葛派的道德观里便表现着一种冷酷无情。不仅坏的感情遭到摒斥，而且一切的感情都是遭到摒斥的。圣贤并不会有同情心的感觉：当妻子或孩子死亡时，他便想着这件事情可不要成为对他自己德行的障碍，因此他并不深深感到痛苦。友谊当然很好，但是它可绝不能走到使你的朋友的不幸足以破坏你自己神圣的安宁的地步。至于公共生活，则参与公共生活可能是你的责任，因为它为正义、坚忍等等提供了机会；但是你却绝不可以被一种施惠于人类的愿望所驱使，因为你所能施的恩惠——例如和平，或者供应更充分的粮食，等等——并不是真正的恩惠；而且无论如何，除了你自己的德行而外，其他的一切都是与你无关的。斯多葛派并不是为了要行善所以才有德的，而是为了要有德所以才行善。斯多葛派不曾有过爱邻如己的观念；因为爱除了在一种表面的意义上而外，是斯多葛派的道德观里面所没有的。

斯多葛主义者赤裸裸的冷酷，就像一个自私的绝世武功修行者，关注的只是自己，在这点来说，他们把我在首段所提及的前提“相对外部世界来说”给否决了，以一种极端的逃避手法把自己裹进一个内在的世界。

接下来，便是宗教的天下了。三大宗教无不诞生于乱世，佛教诞生于种姓制度横行的印度，基督教诞生于希腊化时代与罗马时代的交界处，默罕默德的伊斯兰圣战统一了混乱不堪的阿拉伯半岛。宗教的最大功用在于安慰人心，一个看不到希望的时代，支撑人活下去的是对现实的宿命坚忍和对来世幸福世界的期待，宗教为这两点提供了充足的理论支撑，于是原罪和天国诞生了。然而正如伊壁鸠鲁主义所提及的，某种程度上宗教本身就是恐惧的来源，更为致命的是，个人的命运（无论现世的还是来世）尤其升入天国的密钥，都已被牢牢地掌握在传教士们的手中，从一个深渊坠入另外一个深渊。宗教的最大的弊端便是这种“掌握”，这种掌握便造成了另外一种集权，精神上的集权，中世纪便是如此。

文艺复兴后，自由慢慢成了个人存在的热门主题了，这说雪莱和卢梭之前，先说下斯宾诺莎（Spinoza，1632--77），按照罗素的说法，他是伟大哲学家当中人格最高尚、性情最温厚可亲的。按才智讲，有些人超越了他，但是在道德方面，他是至高无上的。

“精神的最高的善是关于神的知识，精神的最高德性是认识神。”情感若是由不适当的观念产生的，叫“炽情”；不同人的炽情可能冲突，但是遵从理性过生活的人们会协和共处。

快乐本身是善的，但是希望和恐惧是恶的，谦卑和懊悔也是恶的：“凡追悔某个行为者，双重地悲惨或软弱。”斯宾诺莎把时间看成非实在的东西，所以他认为与已成过去或尚未到来的事件有着本质关联的一切情感都违反理性。“只要精神在理性的指示下理解事物无论那观念是现在事物、过去事物、或未来事物的观念，精神有同等感动。”

斯宾诺莎并不像斯多葛派，反对所有的情感；他只反对“炽情”这种情感，也就是让我们自己显得在外界力量之下处于被动状态的那些情感。“某个情感是炽情，我们对它一形成清晰、判然的观念，就不再是炽情。”理解一切事物都是必然的，这可以帮助精神得到控制情感的力量。

到了雪莱和卢梭，在自由的感召下，他们提倡的几乎就是这种被斯宾诺莎所反对的“炽情”，对于他们个人存在的目的便是去体验这些激烈的情感，所谓的浪漫主义。

可以这么概括，无论伊壁鸠鲁派、几大宗教和斯宾诺莎们，对于个人存在的问题都是一种理性主义精神，以一种具体的标准作为依托，而近代以来这种观点得到颠覆，以浪漫主义者为代表的很多人把重心都更深一步的转到个人身上，张扬个性成为了一种风尚。

提到存在的问题，就不能不提及“存在主义”。对存在主义说实在话不敢造次，因为没看多少它们学说的书，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加缪的“荒谬”之说，世界本是无意义的，荒谬的，我们会在某一时间意识到这种荒谬的存在。人在荒谬的世界中孤立无援，身不由己，这也是《局外人》的主题思想之一，然而荒谬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荒谬的结果。面对荒谬的世界，我们应该向西西弗那样的生存，西西弗是个荒谬的英雄，因他的激情和所经受的磨难，虽然你的生活、行动都是往复，毫无意义，但还是要始终坚持，这种坚持才是最值得提倡的。

这世界本身就是无意义和荒谬的，但人可以给它以新的定义，适合于自己的定义和属性。理想的状态下，我们要做的无非是：为这个空白意义的世界下一个自己的定义，并为自己设定一套行为规则，并遵守。然而你并不能真正有效的在内心定义这个世界，同时你并没有足够的勇气去遵守那些自我选择的规则。

在一个受苦受难的世界里，人要以何种方式存在，人怎样才能够幸福？

端午节在家靠在摇椅上，晃荡晃荡的把尼采的《偶像的黄昏》看完了，几度从摇椅上坐直了起来，被这个那个时代最大的愤青的言论所严重刺激，这本书中言辞的激烈甚至大大超过我对他老人家的原本预期，这些预期是在度过他另外几本书后留下的。这本字数不多的书中对诸多他之前的西方哲学、宗教，特别是基督教提出了强烈的抨击。他对那些基本概念的异议让人耳目一新，其实，一般的哲学中最难懂的便是那些基本概念，它们构成了整个哲学大厦的基础，其它的不过都是推论。同样，即使在普通的生活中困扰人最多的也是那些基本的概念和观点，比如什么是生活，需要追求什么，为什么要这样而不是那样，从这点上说，人从来就不曾远离哲学。隐藏在巍峨复杂的哲学体系下最基础的东西，其实与我们人人相关。对于这些基本的东西，我不能信服的回答，只是想提出来（按照我的观点）列在那，让自己时时思考。偶像的黄昏意味着对过去偶像的怀疑，而我们真的不能相信么，也许从他们那还是可以学到很多，也许这只是黎明呢！

 

1、存在

存在是最根本的问题之一，也许人不曾怀疑自己的存在，但是却难以证明。你怎么能证明你自己的存在和别人的存在？这是认识论上的问题，希腊的哲学家不关心这些问题，基督教更是如此，这个问题实际是种自我觉醒的反应，人把对宇宙和神的思考转向了自己。

 

近代西方哲学的奠基人笛卡尔提出了他的解释：“我思，故我在。”：我在在思考的时候，我清楚的知道这一切，因此我能意识到自己是存在的，除此之外你甚至可以怀疑你周围的一切都是幻想。之后，康德对笛卡尔的这一论点进行了驳斥并提出了他的见解：如果我不能将我的知觉综合在意识中，我甚至都不能证明我是存在的。意识也是需要一套结构来支撑的，据此他提出了“范畴”的概念。因此，康德也为融合唯理主义和经验主义做出了尝试。

 

20世纪的存在主义，秉承了尼采、克尔凯郭尔和海德格尔等人的观念，对存在提出了重新的看法，海德格尔说“对存在的理解本身就确定了此在的存在”，萨特说：“存在先于本质”，首先是存在，然后再是其它一切东西，这一点上相比笛卡尔和康德的唯心主义有了一些唯物的倾向。因为存在是首先的，所以人没有义务遵守某个道德标准或宗教信仰，这些都是人后天创造出来的，因此人有选择任何的自由。

 

对存在的理解有重要的影响，对比一下笛卡尔、康德和存在主义的观点，前两者虽然也相差巨大，但依然是笼罩在人性或者说人意志的光环下，存在这个命题是由人而推导出来，可以这样想，这种观念下的人是骄傲的，品行和德行并非是值得提倡的。而存在主义的观点一下子打破了这种倾向和隐含意义，存在是先于人的意识的，与意识相关的都是后天的，并不是自然的天经地义的东西，因此你可遵循也可不遵循。从这点上说，存在主义也是19世纪反理性主义的一种延续。

 

我是偏向于存在主义的观点，人类不过宇宙中一种普通的存在之一，存在是先于人的意识的。是意识塑造了后天的人。但与存在主义的观点相反，正因为人只是普通的存在，人不应该过度骄傲和放纵，而该自敛，品行和道德是值得提倡的。本性上，人是一种不完善物种，是应该得到提升的，这就要靠自我的塑造能力，德行便是其中一种，德行虽然不能使人变得有才能，但它却可塑造一个对总体社会无害的人。存在并不是目的，生命的上升才是目的。

 

2、本质与表象

本质是一种我们以为是客观实在的东西，表象是展现在我们意识面前的东西。在柏拉图的眼中，本质是那个我们背对着的洞穴外的真实世界，而表象是我们面前石壁上的影子。按他来说，理念是世界的本质，它是永恒不变的，表象只是对本质的模仿，因此理念的思考者哲学家（包括数学家）处于理想国中的统治地位，而诗人，因为他们只是“对模仿的模仿”而被排除了理想国。

 

柏拉图之后的诸多哲学家，除了经验主义，都相信本质与表象的概念。对于柏拉图来说本质是理念；对于笛卡尔，他有三个实体：神、精神、物质，广延性是物质的本质；对于斯宾诺莎，神是唯一的实体，广延性和思维都是神的属性；而对于尼采来说则是绝对意志。柏拉图认为我们可以通过理念认识到世界本质。可对于康德，因为范畴概念的推导，他坚持我们只能获得表象的知识，即使这些知识是真正的知识。

 

经验主义者反对本质的存在可能，他们认为观念来源于人们过往的印象，在种种观念中，保持原印象的观念属于记忆，其它观念属于想象。贝克莱从物理学中驱走了实体的概念，休谟则从心理学中驱走了实体的概念。通过对实体概念的反对，他们否决了本质的存在。20世纪初詹姆士的“彻底经验论”甚至对意识的存在都提出了怀疑。对本质的怀疑，是崇理主义者和经验主义的根本分歧，前者主要在欧洲大陆，而后者基本都在英国，这一差别对后来很多学科都有深厚的影响，比如法律上的大陆法和英美法体系。

 

难于驳倒经验主义的一点在于，若相信本质的存在，总需要有一个最基础的出发点（就象我们在物理学上常说的第一推动力），之后所有论点都是建立这个基础之上的，这个基础是无法被证明的，只有假设它是“自明”的，是无需证明的。对此基础，经验主义可以表示怀疑，而你却无法反驳。相反经验主义的论点并不存在这个问题。

 

我相信本质的客观存在的，但本质必然不具有实质性，它没有形式，甚至是对于形式的形式都没有。本质应该是一中比物理公式更为宽松的宇宙法则，在里面可以存在确定性的东西，也可以存在不确定的东西，一个例子：量子力学的海森堡测不准原理。

 

然而一个疑问，本质与表象这种相互对应关系是否真的存在？本质若脱离表象就应该是无意义的东西，它是否真能单独存在？比如：史密斯先生是一系列特征的集合，看到他时就看到了那些特征，但是离开了这些特征之外，史密斯先生又是什么呢？那只是纯粹想象中的一个钩子罢了，各个特征就都被想象为是挂在那上面的，实际上它们并不需要有一个钩子。这是罗素的一个比喻。这个问题往下探究又会回到经验主义的观点上。我宁愿相信这个钩子的存在只是由于我们从自然本质的定律中由经验得到一种手段，将这些不同特征集合在一起，为的是便于识别和区分。这说明，世界的本质是可以被人学会并反投入到世界中的。

 

3、意识

我们能认识自己和外界么？这全然要依靠意识的作用。

 

意识是我们感知世界的工具，联系本质与表象的桥梁，或者说经验的工具（按照经验主义来说），然而20世纪前的大多哲学家的一个共性是：意识作为一个整体存在，他们的观点大多不是目的论的就是机械论的，虽然对意识的认识不同，也有依此而产生的不同的观点和推论。但意识本身并没有被分解。

 

柏格森的哲学是二元论的，世界分为两个根本相异的部分：生命和物质。他提出了本能和理智的概念，他认为，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种分化：本能与理智开始分离，而理智是人类的不幸。由此意识可以被分作本能和理智看待。本能的最佳状态是直觉，它能感知理智所不能企及的范围；理智，只能对不连续而不能运动的东西形成清晰的观念，它在空间方面起分离作用，在时间方面起固定作用，它不是来思考进化的，而是把生成表现为一连串的状态。他把本能与理智的关系比喻为视觉和触觉的关系：理智不会给人类带来关于远隔的事物的知识，（实际也是这样的，科学的功能的确更像是触觉，来感知知觉。），只有本能是远隔的知识。

 

直觉的根本特征是，不像理智那样把世界分成分离的事物。柏格森关于理智的阐述相当吸引人，他把时间和空间看得极为相异，物质的特征---空间，是由于分割而产生的，并不是客观实际存在的，这种分割是知觉，虽然在某个限度内是有用的，但在理论上确实误人的。他对空间的这个认识和老子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老子的本意并非和柏格森一样）：“卅辐同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也。然埴为器，当其无有，埴器之用也。凿户牖，当其无有，室之用也。”

 

意识是判定主客体关系的根本手段，彻底经验论的倡导者威廉.詹姆士对此提出了“意识存在吗？”的疑问，借此否定主客体关系是根本性的关系。他认为认识的作用（也就是意识的作用）只是纯粹经验的两个部分之间的一种特别关系，主客体关系是导出的关系。经验主义者永远脱离不了怀疑主义的习气。

 

对意识的重新认识是伴随着科学的发展而兴起的，特别是心理学的发展。直觉和理智的概念让人怀有一丝希望，尤其是直觉，美学上直觉是个常被求助的概念。后天的理智也许只是巴浦洛夫式的条件反射在人意识中的留存罢了。

 

本来想写出一系列的基本观念分析，可是不知不觉中就好些字了，后面还继续写。~~~~

想找几个字句来开始，它们却在脑中头尾相连，断它不得，一串串的思绪安静的纠缠在一起，淡淡的忧愁在空气中悄悄的蔓延，屋里头的灯光静静的攀附在白色的墙壁上，电脑里的Never grow old舒缓的流淌着。我不是故意拿出些矫情的文字来撑个场面，它们只是自然的经过我手从键盘上走出，我也只是它们的一个观赏者，它们本来就一直是存在的，只是我们的心气不够平静，往往寻它不得。

这两天心气的慢慢沉静下来了，这似乎得益于五一出去游玩的四天。傍晚下班后宜人的景象提醒我五月来了，我承认五月从来都是个被自己冷落的月份，我喜欢秋天，对冬天怀着悲悯的态度，某种程度上我也喜欢夏天，我憎恶四月，不是因为受到T.S艾略特的影响，的确是四月让人心气浮躁，以至去年写了那么长的诗《四月》，前些天把它改下，却发现自己没有那激情了，也没有了悲愤，这让我很心慌，也许自己也在慢慢的消除去棱角，变得沧桑起来。

感情常发生在新反应的尝试和旧反应的受阻情形中，前者如初恋的刻骨铭心，后者如平时里对你百依百顺的妻子突然对你不理不睬后怒其顿生一般，放在感情上如此，放在生活上更是如此。有人追寻平稳安定的生活，整个世界都在一个有序的秩序之下，每个人都接受它，安于其位并维持它；另外一些人把冲突看成是存在的基础，生命是阻碍的克服，没有了阻碍，生命也就失去了意义，他们把前途看成是无尽的创造过程，不断的在变。前者是阿波罗式的文化，后者则是浮士德式的（《乡土中国》费孝通。）

我承认自己是典型浮士德式的人物，我愿把灵魂出卖给靡菲斯特，以换取自己想获得的知识和始终追求的精神。每天上班和下班的路上是自己最高昂的时刻，充满了想法和计划，似乎激情都被消耗在对事物本身的幻想之上，等到实践来临之时，却泄气了，或者说总是懒惰了。

流水妹妹问过好几次关于第二部的情况了，事实上这两个多月都没啥进展，虽然大小提纲都列在那，依然还没有完成，本来的计划是3月底无论如何也要结束的。原来住在绿房子的时候，虽然没有个人空间却也能坐下来写，现在有单独的空间了反而更不自由了（这自由指的是内心控制行为的能力），没有危机感便沦陷了。写小说是最辛苦的工作了，如何构思，想表达的情感和思考，描述的风格问题，等等，总是反反复复的推倒，因为自己最清楚，于是它在自己面前一点秘密和幻想的空间都没了，它的任何不足和瑕疵自己都一目了然，在读者与小说间的陌生化效果完全不存在。很少有漂亮的裸体，可穿上衣服后显得漂亮的女人却多的是；当然也有可能是穿上衣服后更丑陋的了，这裸体便是自己眼中的小说，是自己的孩子，这衣服便是外人，除我自我外的任何人，是种陌生的关系。

《蓬山路上的爱情》，这是我给它定下的名字，是三部曲里头唯一一部专于感情的小说，名字仿佛有点美，可是内容包括读起来的感觉肯定不美，不可否认它受到一些《华盛顿广场一笑》的影响，可我觉得自己更极端，也更尝试着更复杂的内容表达，能否写好它，我一直心存大顾虑，但是上了贼船就要把船航行到底，再说了好的小说很少有一气呵成的，就像第一部《遗落》一样，放在身边，一直尝试着去改动，以便更符合自己的初衷。

第一部《遗落》06年底开写的，07年年初初稿结束的，给了好些个人看。说老实话，我自己都没啥信心看，因为有些方面处理出了很大的毛病，至少和初衷相比如此，这问题的产生与赶工有直接关系。初稿一直放在电脑里，时常都在想如何修改，我想让笔调更唯美，情节更舒缓些，冲突更隐性些。这肯定是这三部里头最规矩，文笔最柔的，感伤和回忆意味最厚的，可也应该是自己最不喜欢的一部，不太喜欢，可能是因为自己想摆脱窠臼有关，想去尝试新的东西。

《那兰》是最后一部，目前还没动一个字，就是提纲列在那，是自己最喜欢的一部，可能我太喜新厌旧了吧。它有点像一部古典戏剧，三一律，时间、地点、人物都是限定的，只是情节通过不断的不同人的穿插描述和内心活动来阐述的。也许这个从技巧上最难，也最废心机。